什么法律正义？怎赶得上窃负而逃的父慈子孝、封之有庳的兄友弟悌有情有谊？ 什么人人平等？现而今只有哥儿几个才是有道德、有智慧、有品位、有高才、不肯与庸愚为伍的儒家精英。

既以天为法，动作有为，必度于天。也是由于这一原因，汉代以后的统治集团在钦定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时，从没想到要选择墨家，而总是慧眼独具地青睐儒家。

所以，他一方面严厉斥责当时社会中"强必执弱，富必侮贫，贵必傲贱，诈必欺愚"的邪恶现实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"天下之人皆相爱，强不执弱，众不劫寡，富不侮贫，贵不傲贱，诈不欺愚"的积极主张（《兼爱中》）。不周爱，因为不爱人矣。［Guo Qiyong，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，Beijing: Higher Education Press, 2006.］   本文原标题为《墨家兼爱观的正当内涵及其现代意义》， 发表于《浙江大学学报》2010年第3期。［Zhang Dainian，An Outline of Chinese Philosophy，Beijing: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Press, 1982.］ [6]刘清平：《儒家民本思想：工具性之本，还是目的性之本》，《学术月刊》2009年第8期，第52-58页。"（《兼爱下》）换言之，既然那些国与国相攻、家与家相篡、人与人相贼、君臣不惠忠、父子不慈孝、兄弟不和调的乱象，都来自"诸侯独知爱其国、不爱人之国"、"家主独知爱其家、而不爱人之家"、"人独知爱其身、不爱人之身"的"爱有差等"，那么，消解这种乱象的根本途径，当然就是"一视同仁"的"兼以易别"了："视人之国若视其国，视人之家若视其家，视人之身若视其身。

然而，尽管我们可以承认人们在才能、出身、财富、身份、地位、机会、知识、权威、甚至权利上的种种不平等，但我们却唯独不能接受在"每个人的应得基本权益不受侵犯"这一点上的不平等，因为这种不平等恰恰意味着一些人可以坑害另一些人，从而导致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根本恶。墨家确实比儒家更注重实用性的"利"，却一点也不罕言道德性的"义"，相反还像张岱年指出的那样"最崇尚义"，主张"不义不富，不义不贵"，强调在"列德而尚贤"的"公义"基础上实现"国家之富，人民之众，刑政之治"（《尚贤上》），明白拒绝了只讲富贵、不讲德义的唯利是图倾向。这进一步表明本来的春秋实史看起来是由治而乱的文明退化史，而公羊家心中的《春秋》文史是据乱—升平—太平著文见治的文明发展史和文化传播史。

与公羊寿主要通过这种书法分析来传经察微不同，董仲舒更侧重在《春秋》史实中察微，敏锐地把握到历史成败背后的政治道德原则(微言大义)。虽然道可道，非常道，但要原道，还需道。上述对经的解释归结起来，有四层含义：一是常、不易，这是从常与变的对比而言。在《春秋》文本中察微，《春秋》笔法最重要，必须考察孔子的书写技巧。

《春秋》之义行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。又，《春秋》庄公八年经曰春，王正月，师次于郎，以俟陈人、蔡人，传曰次不言俟，此其言俟何?托不得已也。

二要根据王道批判现实政治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(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引)、讥天王以致太平，刺恶讥微，不遗小大，善无细而不举，恶无细而不去，进善诛恶(《春秋繁露·王道》)。宋王应麟《玉海》卷四十一引郑玄《孝经注》：经者，不易之称。公羊家面对着一部春秋实史，而且还面对着一部《春秋》文史。自然之道并不能言，需要圣人去把握，并形成文字供后人研习，而圣人通过作文揭示自然道理。

孔子采取了一种假托历史的方式，而不是直陈大道空言。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(同上)。刘勰在《征圣》中说：夫作者曰‘圣，述者曰‘明。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是一种经学思维方式，即认为人的思维离不开经，而经得以文为载体，文实以道为心，因此要知道就必须宗经。

值得注意，这里的求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求历史事实是，而是求历史应该是。孔子恶段之欲当国为之君，故如其意，使如国君民上，所以恶段之逆。

托圣人为王的微言大义就是把孔子当做王者的化身，托经书为王的微言大义就是把《春秋》当做王制的化身，托鲁公为王的微言大义就是把鲁国当做王国的化身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五年》云：王之大经也。

(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)对于《春秋》的经学特质，董仲舒曾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论说。孔子关于政治的哲学运思就这样在公羊家的解释中不断呈现出来： 1.王化孔子，托孔为王 众所周知，历史上的真孔子周游列国，不为所用，惶惶如丧家狗，更谈不上当过王。故象天地，效鬼神，参物序，制人纪。‘经也者，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也。《春秋》隐公元年经曰：夏五月，郑伯克段于鄢。故同时称帝者五，称王者三，所以昭五端，通三统也……《春秋》作新王之事，变周之制，当正黑统。

孔子素王之素，《春秋》当新王之新，托王于鲁之托，无不渗透着公羊家对政治的善与善的政治的独特思考。孔子有德，可是不但没有尧舜幸运，而且连周公那样幸运也没有，不能真正长久地名正言顺地辅助王者成天子之事。

文史的最终指向是经，更确切地说是经书中的经。就征圣而言，公羊家不仅继续圣化孔子，而且还王化孔子，托孔为王，以孔子为素王。

《庄子·天下》还有一种说法：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托不得已道出了一颗文心，表达了孔子的人文关切。

中国古代哲人大谈有道、无道，大论天道、地道、人道、王道、霸道、周道、汉道、君道、臣道，大讲知道、闻道、谋道、行道、原道等，体现的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。观乎楚公子比，知臣子之道，效死之义……由此观之，未有去人君之权，能制其势者也。四是礼经、纲纪之言、王之大经，这是从国家治理的具体典章制度而言。在这里，有王者则至，无王者则不至表明，公羊寿等已经把孔子当做王在看待，因为只有王者才能够拨乱世，反诸正，才能够制《春秋》之义以俟后圣。

何以知原文无地?《公羊传》曰：其地何?当国也。据鲁，亲周，故殷，运之三代。

祭仲非真能知权也，而《春秋》借祭仲之事，以明知权之义。文史托事，主要是借哪国来托事呢?鲁国。

文如其人，文见其德，文藏其道，征引圣人经典文辞当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要求。后代公羊家也多有概括，最精练的概括可见于清代公羊学者庄存与的《春秋要指》：《春秋》之义，不可书则辟之，不忍书则隐之，不足书则去之，不胜书则省之。

灭国的事情在春秋时代实在是太多了，早在鲁国无骇帅师入极之前就已经存在，但《公羊传》认为这是始灭，《春秋》在托始。哲学作为对存在问题的思考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。周公即便不是实王，也是文王，即作为王文化代表的王。这部经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?司马迁所言王道之大者即礼义之大宗切中要害。

但是，礼也不是铁板一块，需要区别对待，特别是要理解礼的精神实质，区分经礼与变礼：《春秋》有经礼，有变礼。考鲁国历史事实，就十二公论之，桓宣之弑君，宜诛。

公羊寿在《公羊传》中明说定、哀多微辞(定公元年)，董仲舒鲜明指出《春秋》之好微(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)的特征，并指出了《春秋》是如何微的，即《春秋》论十二世之事，人道浃而王道备。齐人杀无知，何以不地?在内也。

三要改革现实政治制度，明改制之义、假其位号以正人伦，因其成败以明顺逆、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，万民之所欲，下明得失，起贤才，以待后圣(《春秋繁露·俞序》)。这表明，虽然文史《春秋》由行事和空言组成，但中心是空言王心，其实质内容有董仲舒所归纳的《春秋》之义、《春秋》之法、《春秋》之道、《春秋》之志、《春秋》之旨、《春秋》之教、《春秋》之制等。